出口是上半年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，但随着中国与大部分国家的顺差扩大，贸易失衡乃至外部环境面临恶化引发忧虑。

贸易顺差攀升

疫情后中国贸易顺差不断刷新峰值：2021年中国贸易顺差首次超过2015年，达到6366亿美元；2022年猛增至8379亿美元，2023年略有回落，但2024年1—7月已经达到5180亿美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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贸易顺差增加，一方面反映出中国制造业强劲的竞争力，另一方面也凸显出中国经济发展中长期存在的重投资、轻消费的结构性问题，以及近年来日益显现的内需不足。

当前欧美对于全球化主流观念正在发生转变，疫情让各国重新审视全球供应链布局，随着各国生产逐步恢复常态、告别短缺，贸易限制措施再次增多。 世界贸易组织（WTO）最新监测显示，成员方采取的进口限制措施显著增多，2024年已生效措施预计影响2.3万亿美元进口，占全球进口总额的9.7%，为202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。

对中国而言，最大的潜在风险是特朗普再次当选后的限制政策。瑞银估算，考虑到部分贸易转移，美国加征60%关税或在随后12个月拖累中国GDP增速250个基点。其中约一半的拖累来自净出口下滑，其余为对消费和投资的间接影响。

但不仅是欧洲和美国，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也开始担心自己的产业受到中国出口的冲击，被挤出本国市场。除了“新三样”（新能源汽车、锂电池、太阳能电池）以外，纺织品、钢铝等也遭到印尼和墨西哥等国的关税增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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贸易顺差求解

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斌强调，“走出贸易失衡，不是要消除贸易顺差，关键是要消除顺差背后的不合理成分。”

短期来看，应对海外贸易摩擦仍然需要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。高善文称，可以利用WTO等平台发起诉讼、维护自由贸易制度，同时可以尽量让汇率波动更加自由来实现平衡。

此外，还可以考虑采用一些贸易管理措施。比如，采取出口配额、提高出口关税等，这样有两大好处：一是进口方实施进口配额或加征关税后，政策很难逆转，中国自己采用贸易管理措施，待情况变化后可以快速取消；二是进口国拍卖进口配额或加征关税，可能增加本国政府收入，中国实行出口配额拍卖，这部分收入可以留在中国国内。

鉴于当前的国际国内经贸环境，一些中国企业正在尝试“走出去”。例如，7月8日，比亚迪首席执行官王传福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伊斯坦布尔签约，计划在土耳其建设年产15万辆汽车的生产基地。7月5日，土耳其政府宣布取消6月8日对所有中国进口汽车额外征收40%关税的计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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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电龙头海信集团董事长贾少谦6月底在第十五届夏季达沃斯财新举办的分论坛上表示，海信目前在海外已有18座工厂、12个研发中心；10万名员工中有2.4万人是外籍员工；目前海信每年在海外纳税8亿美元左右。

另从“扩内需”角度考量，中国长期处于贸易顺差状态，归根结底是中国国内生产大于需求，从近年来的情况看，内需不足在推升贸易顺差中作用越来越大。在短期政策扩大总需求之外，要解决贸易失衡，结构性改革也必不可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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